但这样一来，法官员额和检察官员额数量的规范化问题就变得愈加复杂。

与其他的政府信息不同，疫情信息在本质上属于风险信息，这也意味着它不仅直接依赖于科学的专业判断，而且在范围、内容、边界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该条表述过于简单，且其保护对象仅限于隐私信息，尚不足以为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对个人数据进行正当适宜的限制提供明确的指针。

……（四）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对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从基本权原理而言，正当的基本权限制首先须满足实质层面的公益目的的检验。[10] Hartmurt Maurer, Staatsrecht, 1999, S.285.此项授权明确性要求同样规定于我国《立法法》第10条。很多城市小区甚至从最初限制湖北人入内演变为限制所有的外地租户返回。

而在城区，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同样暂停运营，市民在本市内的出行自由同样受到缩减。其二，在风险社会下，政府需更广泛地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政府相较于从前，也更突显其在信息收集和知识储备的不足。但是，仅有这两点，是否足够呢？特别是，如果专题询问的工作计划、启动、具体展开、媒体报道等，都主要寄望于代议机关的主动性，那么，代议机关是否会因为与被代表的人民（选民）之间的联系度较为松弛，而不能真正感受到专题询问不仅是对监管者的压力，也是自身回应人民所需负起的责任？此外，食品安全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外行人的询问是否真的能问到要害处、疑难处、关节点，问出深度，问出压力，[53]是否会形成流于表面、浅尝辄止的问与答？因此，如何让专题询问更具回应人民性和专业性，就需要考虑和设计更多的动力装置。

在有的报道中，也会发现食品安全专题询问已在当地多次开展。[18]由于划分类别的主要功能是在家族类似中辨识和研究不同特征的成员，故目的决定分类的选择和建构。无论是食安法中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领导问责暂行规定》中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包括但并不限于地方政府正职和副职的行政首长。任何超越该限度而对人民参与现实作用进行普遍性分析的，不管是其愈来愈见成效的论点，还是其基本只是花瓶的论点，都是缺乏统计学数据的。

参见高秦伟：《程序审抑或实体审——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研究及其启示》，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通告》及《报建指南》从城市形象及市容市貌管理的角度而言也是合理、适当的。

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因此，行政过程的利益代表模式，相当于部分地拷贝了间接民主制的经典特征，也就让行政机关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有了向人民应责的印象。表面上看，新食安法的确在数量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及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的责任条款。这些结果在各个年度的分布是：2011点击显示2011的分组结果（29）、2012点击显示2012的分组结果、2013点击显示2013的分组结果、2014点击显示2014的分组结果（26）、2015点击显示2015的分组结果（30）、2016点击显示2016的分组结果（20）。

[35]再如，在关系到广大潜在生产经营者、使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批准过程中，虽然申请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生产、经营、使用或者进口的是特定单位或者个人，但是，新品种批准前必须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遇有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还要举行听证会。[5]可见，食品安全监管是否依照最严之法得以加强和完善，并真正监管到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关键领导[6]的意识和行动。杨笙：《国家卫计委关于金箔入酒意见征求吃黄金引争议》，载《现代养生》2015年第6期。那么，食安法有没有足以对关键领导施加压力的应责机制，以使其充分提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视程度，从而成为促进食品安全监管的关键（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动力呢？ 为回答这一复杂问题，有必要以适当的概念工具，对食安法建立的政府监管责任体系，及其所嵌入的由超越食安法的更多规则塑造的政府责任体系，进行分解和整理：分解不同类型的应责，整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有的地方，专题询问的准备、组织以及最后的问答，历时近半年。以上数据基本指向的是新闻报道，其足以支持食品安全专题询问具有连续性的结论。

[49]参见朱小兵、林鸿：《一场关乎民生的问答——市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会现场记》，载《台州日报》2012年8月28日第001版。如同食品安全形势不会因为一部最严厉法律的出台就在短时间内出现骤然扭转一样，一直以来被诟病甚多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机制，也同样不会因为最严肃问责的警告，而发生明显的改观。

另外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主任毕井泉在2016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所作《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以集中制为特点的我国行政科层制，基本犹如子母套嵌结构。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监管 应责 问责 政治应责 食品安全 。由于没有非常清晰的层级分权，也就没有形成下级主要对本选区内人民负责、只在受托执行上级任务时才对上级负责的关系。关键词:  行政监管 应责 问责 政治应责 食品安全 2015年10月1日，新修订的号称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安法）正式施行。[17]也有政治应责、官僚应责、身份应责、专业应责、绩效应责和慎议应责的分类。

[37]参见张卫：《金箔入酒引争议，无益无害影响小》，载《中国食品》2015年第5期。[37]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监管者对民意反应的重视。

只是，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这种关联的具体体现及其程度，注定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在食品安全监管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面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领导避责或免责的可能性加大。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地方在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评优创建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第2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最后达致的结论在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政治应责过程并不是缺位的，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跛脚的，需要予以相应的完善，才能改进最严肃问责体系并使其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履职能力。此处所言的行政监管规则，亦简称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对被监管的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效力且可以反复适用的决定、命令。法律应责（legal accountability）是指法院使行政部门在法律上应责。

[德]托马斯·海贝勒、雷内·特拉培尔：《政府绩效考核、地方干部行为与地方发展》，王哲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

可是，各种人民参与形式的具体设置的阙如，尤其是关于人民所提意见对规则制定者究竟应有何种影响的规则缺乏，使得行政监管机关在可以任意裁量的情况下没有对参与者的真正应责。[15] 因此，尽管应责在不同论者笔下有着多样的定义，但其毕竟存在最低共识。

既然行政规则的制定让政府及其部门成为人民利益关系的实际调整者，成为事实上的人民代言人，政府及其部门就应该为此向人民应责。[12]不过，就其广义而言，应责指的是如下一种关系，在其中，一个个人或机构及其完成任务或职能的情况，受到另外一个个人或机构的监督、指挥，或者后者可以要求前者提供信息或行动的正当性理由。

进一步而言，缺少更为具体设置的人民参与规则，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贴上了民主化标签的辔头，失去真正驯化行政自由裁量的作用，而被质疑为花架子、空架子。声称适量金箔对人体有利的误导宣传可以进行规制。[39]参见黄齐超：《金箔能否入酒，需算好三笔账》，载《中国商报》2015年2月6日第P02版。胡建淼：《行政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37页。

如果人民缺少由一定惩戒手段作为支撑的日常监督的出场，那么，政治应责就是因情况而异的、随条件的，由此期待关键领导平时的充分重视，基本上是一种奢望。政治应责在此是指行政机关（特别是其首长）为其管辖范围内的工作绩效，向人民及其代表机关应责，向执政党应责，以及在科层体制内向上级应责。

食品安全的专题询问基本都扣紧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如地沟油、肉品质量、非法添加、安全检测、食品追溯等，[47]也有的问题触及食品安全认知，如为何食品抽检合格率高、但百姓食品安全感很低，[48]还有的问题针对政府在食品安全工作上的整体目标和计划。参见林少华《：日照分析报告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必备材料》，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4期。

首先，专题询问的刚性不足。三级指标又是在二级指标下的分项。